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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9月22-23日，纪念“保钓统运”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本学期修习《新闻写作》课程的部分同学访谈了保钓爱国人士，在完成期中作业“人物通讯”的同时，也以交流、采访和写作的方式，参与到这段历史进程之中。这里编发部分习作。

文/陈梦婷（17级新闻本科）

指导教师：李海波、林哲元

2019年9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花俊雄在纪念“保钓统运”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摄影/魏孔三）

1971年9月21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前。

台湾留学生花俊雄把三道红袖标戴在手臂上，他抓住手里的麦克风，站到了游行卡车驾驶室的顶部，目视前方，倾尽全身力气放声高喊：“打倒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当这一声呐喊从丹田迸发而出时，花俊雄已经知道：台湾，他是回不去了。

但这本不在他计划的人生之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41年，花俊雄出生在台北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是家里的长子。因为家境贫寒，两个姐姐早早就辍学打工。父亲原本也不同意花俊雄念大学，但妹妹们替哥哥优异的成绩可惜，就主动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兄长。那时两个妹妹一个刚念完初中，一个才小学毕业。时至今日，年近八十的花俊雄仍对姐妹们心怀亏欠，每次回台湾总要宴请一家人，给每个姐妹发个大红包，感念她们当年的付出。

其实，花俊雄读大学时没有花过家里的一分钱，相反还时常勤工俭学补助家用。那时台湾大学一个学期的学费是400元台币（约10美元），而花俊雄每个月做家教能赚200-300元台币，他都悉数交给家人补贴家用。有一年暑假，花俊雄没有找到家教的工作，便去一家蒸汽锅炉厂打工。为了多赚点钱，他每天加班加点工作13个小时，老板娘不禁感慨：“你这个小孩这么认真，以后一定会成功！” 

研究生毕业后，花俊雄本来打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但老师了解花俊雄家经济困难，建议他到美国留学，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倍于工资的奖学金。

当时花俊雄的父亲已经过世，大姐成家后住在一起，一家十几口人，常常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赶上了小孩们生病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花俊雄非常理解“穷人生不起病”的道理，后来他向中国红十字会捐助60万人民币，专门用以支付边远山区孩子的手术费。

花俊雄最终选择了赴美留学。母亲本来舍不得儿子远行，但终究不愿耽误他的前程。临行前，花俊雄跟母亲约定，等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台湾大学教书，到时候就买一辆白色的乌龟车带着母亲四处转悠。

可谁曾想，这一别竟然就是20年。

“喊口号专业户”

1968年，当花俊雄入读匹斯堡大学历史研究所时，美国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左翼思潮席卷了各个高校，大学生们在校园里阅读和讨论社会主义书籍，有的甚至还在宿舍悬挂了毛泽东、列宁、格瓦拉等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头像。

花俊雄从小生活在台湾的社会底层，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他入校不久就开始翻阅《人民画报》等大陆刊物，参与台湾留学生举办的读书会活动，渐渐地在思想里种下了社会主义的种子。

两年后的一天，花俊雄得知台湾留学生打算上街游行，抗议美国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列屿“归还”给日本的无理行径。当时花俊雄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正在着手准备《1923-1927年中国农民运动》的博士论文资料，他便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了解“群众运动”，没想到就此开启了“保钓促统”的一生事业。

1971年4月10日，来自17个不同地区、30余所高校，将近3000名台湾留学生涌上华盛顿的街头示威抗议。在密密麻麻的游行人群中，花俊雄用从学校借来的音响设备与同行者一起高呼口号：“钓鱼台，Chinese land！”“Sato, Sato, must you go！”（Sato指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因为吼得太用力，事后花俊雄的肋部疼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天，游行队伍先后到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但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留学生们身心俱乏，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想要回家寻找母亲的理解和安慰。于是，游行队伍蜿蜒经过1.5英里左右的路程，终于来到了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门前。但令留学生们心寒的是，“驻美大使”沈剑虹竟连出来见他们一面都没有。在此之前，将近2000名台湾留学生给台湾当局写公开信，呼吁他们保卫钓鱼岛，并用“双挂号”寄给了台湾当局，可台湾方面却声称没有收到这份信件。留学生们觉得这是欺骗，是搪塞的借口。留学生代表就问：“这样的‘政府’应不应该唾弃它！”众人回应：“唾弃它！唾弃它！”

当晚，全美各地代表 200 多人齐集华盛顿郊区的马里兰大学，就钓鱼岛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因为对台湾当局的态度深感失望，有台湾左派留学生在会议上建议：既然国民党不能保卫钓鱼岛，那我们不是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吗？就这样，各个高校的社会主义种子开始萌芽生长，左、右派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但左、右派真正分道扬镳的是5个月后的密歇根安娜堡国是大会。当时留学生们已经意识到，只有两岸统一才能保卫钓鱼岛，便在会上通过了“五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会议还决定，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将于9月21日在联合国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亲台湾当局的右派对会议的方向相当不满，在中途便退出了会议。

当时，花俊雄等左派留学生并非没有顾虑自身的安危，但他们觉得，一旦台湾当局被踢出联合国，那两岸统一便指日可待，到时候他们仍能重返台湾。

9月21日那天，左派留学生牵起一面背后有14张毛主席像的五星红旗走上了联合国大厦前的大街。加入游行的留学生们清楚，这一脚踏出去，台湾就暂时回不去了。由于安娜堡会议关于游行的决定对各个保钓组织没有约束力，所以当天并没有人来统一口号。众人聚在一起商量：谁愿意带领众人喊口号，奖学金一旦被扣下了，众人就一起资助他。从“4·10”华盛顿大游行开始，花俊雄就一直是游行队伍中的“喊口号专业户”，所以他站出来说：“如果没有人来干的话，我来干！”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花俊雄很快就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 

重返台湾怕被绑架

那段时间，花俊雄每次做梦，浮现最多的情景就是自己终于回到了台湾，但双脚刚踩上台湾的土地，就被台湾当局的人捉住。每次梦醒他都松了一口气：还好，还睡在美国的床上。

台湾当局的特务不方便对在美的花俊雄采取措施，就常常借着“查户口”的由头到花俊雄的台湾家里“巡查”。因为他们来得频繁，家人觉得很奇怪，特务就欺骗他们说花俊雄在拿钱替中共办事。家人听了非常担心，就写信向花俊雄询问情况。花俊雄收到信后，知道家里的电话一定被台湾当局监听了，就专门打了一通国际长途回家，大声说：“国民党有本事就到海外挑战我，不要在岛内骚扰我的家人！”这通电话打完后，台湾当局的特务就再也没有去花俊雄的家里。

但家人从未停止对花俊雄安危的担忧。1988年蒋经国去世，花俊雄得以重返台湾，家人租了一辆巴士到机场欢迎他。每次花俊雄出门，家里都要派一个人跟着，生怕他在途中被绑架了。当时台湾当局还跟花俊雄“约法三章”，包括在岛内不能发表演讲、不能加入政治活动等。

因为花俊雄当时担任“高校华人协会”（University Chinese Association）的会长，台湾当局的人就来找他，让花俊雄汇报各种团体活动，换以每月300美元的报酬（当时花俊雄的奖学金是每月227美元），但花俊雄没有动摇。“台湾独立联盟”宣传部长也来找花俊雄，请他做台湾同乡会的会长，但花俊雄不认同“台独”刊物《台湾青年》上对“台湾人”的定义，拒绝了会长一职。

花俊雄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他从来不认同“台独”，也不参与他们的讨论。为了和“台独”分子对抗，他还专门研读了台湾史，加之他本人会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常常在辩论场上驳倒对方。有一次，“台湾独立联盟”宣传部长输了辩论，就破口大骂花俊雄“卖台”，之后还在台湾同乡会上当众向花俊雄吐口水。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花俊雄说，“但经过这次侮辱之后，还有什么能阻挡我的？”

2017年10月，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举行成立三十五周年茶话会，名誉会长花俊雄（右一）出席并致辞。（网络图片） 

岛内外“统派”联合起来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

中国政府刚刚进驻联合国时，翻译人才严重匮乏。正好花俊雄在美国寻找教职未果，就报名应考了翻译一职，录取后一年他就正式进入联合国工作，负责中英文翻译，每月纯收入一千美元。

花俊雄赴美以来，每个月都给台湾的家人寄钱，但微薄的奖学金养不起一众人子人，直到花俊雄在联合国工作了一年，才把家里的债务彻底还清。所以1975年花俊雄第一次回到大陆，看到贫穷落后的情形时，并没有失望。他觉得，自己为了撑起这个家，从初中勤工俭学到联合国工作，尚且需要挣扎奋斗这么多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因而在工作之余，花俊雄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保钓促统”的社区活动。

1993年，时值“汪辜会谈”之后，“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总顾问沈策来找花俊雄，请他出任第三任会长。当时创会总顾问宋希濂将军已经过世，“和统会”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花俊雄接受了这一使命。

“和统会”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遇上重大节日更是精心筹划。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花俊雄带领“和统会”与纽约侨界一道，在林肯中心举办了一场近3000人的大型音乐会，还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万人花车游行，为此他放弃了到香港回归现场观礼的机会。2008年当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伦敦等地受到阻挠时，花俊雄与200多名爱国留学生志愿者，在纽约市政府前面的佛利广场举办了一场5000余人加入的盛大集会……

花俊雄不仅积极参与海外的“统一运动”，还心系祖国大陆同胞。获悉河南大城村的村民用水困难，他捐助了一万美元，为村里铺设了水管系统，之后还带领“和统会”出资为大城村修建水泥路、电脑室等，由此获得了大城村的“荣誉村民”称号。花俊雄认为赤脚医生制度符合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国情，捐资在福建、新疆、宁夏、山东、云南等地修建了乡村卫生站，并在瞿秋白牺牲的福建长汀捐建了秋白纪念医院。他对这些卫生站和医院只建议两个条件：一是要在卫生站和医院前立旗杆升国旗，二是要在入门的明显处挂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

这些年来，花俊雄一直和台湾岛内的“统派”保持联系，并多次给《观察》《远望》《海峡评论》《祖国文摘》《两岸犇报》等“统派”杂志投稿，但从来不拿一分钱的稿费。花俊雄说：“统一运动在国内的主要战场是台湾，国外的主要战场在美国，而主导权则在北京。”他主张岛内和海外的“统派”力量应该联合起来。2019年7月20日，在花俊雄等人的倡议下，岛内外逾800位“统派”人士齐聚台北，举办了首届“全球各界促进两岸统一高峰论坛”，共商祖国统一大事。

“我这个人不做事就不做事，要做事就做到底。”78岁高龄的花俊雄目光如炬，身上红蓝相间的格子衬衫显得格外精神。几天后他将从上海飞往北京，加入国庆70周年的阅兵庆典。花俊雄眼里的中国已不是初相见的模样，但他那颗赤子之心却依旧滚烫，在耄耋之年仍然散发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