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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9月22-23日，纪念“保钓统运”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本学期修习《新闻写作》课程的部分同学访谈了保钓爱国人士，在完成期中作业“人物通讯”的同时，也以交流、采访和写作的方式，参与到这段历史进程之中。这里编发部分习作。

文/乔嘉祎（17级新闻本科）

指导教师：李海波、林哲元

2019年9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纪念“保钓统运”五十年历史文献展，万以斌驻足观看。（摄影/魏孔三）

“为钓鱼岛而战！Fight for Tiao-Yu Tai！”游行过半，嗓子已经干涩沙哑，万以斌依然奋力呼喊——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街头，保钓游行队伍挥舞着旗帜，高喊着口号，向最终一站日本驻美大使馆进发，万以斌是其中一员。

由于全身心“搞运动”， 万以斌耽误了学业，经过延期才勉强拿到硕士学位，同时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为祖国统一做出一点牺牲，不是理所当然吗？”

初识保钓

1969年9月3日，这是万以斌抵达美国的第一天。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恰好是美国的劳动节。透过的士车窗，他看到马萨诸塞州安姆斯特市街头衣着鲜亮、金发碧眼的人们，聚在一起为节日游行狂欢，这是与他成长的那方岛屿完全不同的异国风光。

万以斌出生在重庆，在山城古镇度过了四年短暂的童年时光。1949年后，他与身为国民党军人的父亲一同迁至台湾，直到20岁赴美留学。生活在戒严时期，台湾街头巷尾贴满了“匪谍就在你身边”“小心隔墙有耳”等大字标语；经济不景气，每日餐食中少见荤腥——思想和肉体的双重压抑，令他的台湾记忆蒙上了一层昏暗的纱雾。

读大学时，台湾刮起一股留美的风潮，学费便宜加之口口相传，身边的同学都跑去美国读书。万以斌觉得自已也可以试试。征得父母的同意后，他成功地申请到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留学的机会，便欣然赴美学习农学工程。

1970年冬，一个朋友在聊天时谈道，“我们的钓鱼岛被日本人占了！”这是万以斌第一次了解到钓鱼岛事件。美国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将钓鱼岛转交给日本；日本人驱逐岛上渔民，破坏渔民安置在钓鱼岛上的设施，并拔下插在岛上的旗帜——这些令他怒不可遏。

“‘台湾国民政府’有没有管？”他问道。

“没有，只是讲了一些软弱的话，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友人答道。

“我们作为中国人理所当然要管，钓鱼岛是中国的，没有人能夺走。”万以斌向来关注政治局势，当时台湾当局正处在争夺联合国席位的焦灼期，为争取选票便无暇顾及“区区小岛”。万以斌不认同台湾当局的作法。他觉得，坚持主权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万以斌不停参与一些小型抗议活动。附近几所大学的华人留学生组织相互联系，共包一辆巴士开往纽约、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一些当地成衣厂的华人女工虽然没有多少知识文化，但听闻钓鱼岛事件也都义愤填膺，条件同行。游行通常持续一至两天，留学生资金有限，住不起昂贵的旅馆，常常借住在当地一起加入游行的朋友抑或是朋友的朋友家中。有时关系隔得太远，甚至都不知屋主姓甚名谁。但万以斌觉得，都是参与“革命”的同志，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便也睡得安心。

在保钓运动中，万以斌曾负责发放传单。华人们拿到了传单，一个个看得起劲，鼓励留学生们继续努力。有一次传单恰好发完，需要到附近的文具店再次打印。恰好店主也是华人，一看到传单的内容，便再三推辞，坚决不收留学生的钱。事情虽小，万以斌却一直记在心头。

所有心思都放在运动上，万以斌的学业便不尽人意，最终勉强延期拿到硕士学位，同时也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这至今让他十分惭愧。偶有一次，万以斌到纽约旧友家中短住，两人兴致勃勃叙旧到天明。闻及万以斌延毕的事情，朋友问他：“你搞运动到现在后悔吗？”他直截了当回答：“我学业耽搁是自己的疏忽，但搞运动是理所当然，何谈后悔二字呢？”

“巨额”捐款

随着巴士缓慢驶入华盛顿，窗外的景象逐渐清晰：几十个黑眼睛黄皮肤的年轻同胞，举着鲜艳的旗帜和横幅，列队行走在街道中央。窗户密封着，他听不太清外面在喊些什么，但这个场景依旧令他从晕眩中恢复精神。这是1971年的4月10日。数月前，眼见美国在钓鱼岛事件上态度模糊，各大学校的华人留学生组织便联合起来，共同筹划了这次华盛顿的大规模示威，以此表达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大巴开到街边空旷的停车场后，万以斌和朋友们赶忙跑下去，奔赴约定好的集合场地——林肯纪念堂前的空地。部分学生已经开始游行，剩下的集中在纪念堂前等待指示。一个名叫廖约克的学生代表，正慷慨激昂地发表动员演讲：“钓鱼岛属于中国，为钓鱼岛而战！”这个口号令万以斌热血沸腾。

游行队伍浩浩汤汤向前进发，华人留学生们高唱着《钓鱼台战歌》：“怒吼吧钓鱼台，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队伍首先到达美国国务院，美国代表的立场依旧飘忽不定，游行队伍的声嘶力竭被视若无物。留学生们碰壁而返，便将期望寄托在下一站台湾地区驻美办事处上。前方有人带领喊口号了：“Fight！Fight for Tiao-Yu Tai！”人群随即回应，声浪一波接着一波。万以斌的嗓子沙哑了，但并不觉着疲倦。

众人都期待台湾当局能表明坚定维护主权的立场，但希望很快又落空了：办事处负责人甚至没有露面，代理发言人则是说辞敷衍。“恨铁不成钢，根本就是太软弱了。”万以斌愤愤道。

队伍的最终一站定在日本驻美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之后，几名学生代表进行新一轮的演讲。演讲队伍中有一名日籍修女，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大使本人没有出面，仅推出一名使馆职员。日方的立场依旧强硬：“在钓鱼台降下青天白日旗，是完全符合国际礼仪的。就钓鱼台问题，日本政府还在和‘台湾国民政府’进行交涉，游行队伍没有理由对日方进行施压。”此话一出，游行队伍顿时愤怒起来：“钓鱼台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容不得日方插手！”日方代表见状，便簌簌返回使馆内。几位学生代表和教授继而慷慨陈词，表达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夜幕袭来，游行就此结束，队伍熙熙攘攘了好一会，才慢慢消散在大街小巷。此时的万以斌，既饱含激昂，又满怀萧瑟。三千华人举在一处，为钓鱼岛事业而奋斗，这令他热血沸腾；与此同时，台湾当局的敷衍之举让他心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万以斌叹息道。

华盛顿大游行后，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仅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付日本，而主权则由中日两国协商处理，保钓运动因此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华人留学生们并没有停止行动，各学校代表商议，决定在《纽约时报》上购买整版广告以扩大宣传，费用总计9000多美元，这笔巨额支出通过捐款的方式筹集。

大多数台湾留学生并不宽裕。昂贵的日用费和书本费，对普通家庭已是沉重负担，许多留学生兼职打工，万以斌也一样。每周到附近的华人商超做杂工，所得只是零星数元。身处异国，心中难免思念家乡，电话费又格外昂贵，一通尽诉衷肠的远洋电话通常要花费近5美元，这差不多抵得上他一周的收入。万以斌通常时隔一个月，才与父母联系。有一次，眼见电话费要蹦到自己难以承受的金额，虽然思念之情尚未述尽，他还是挂断了电话。

不过闻及保钓集资登广告之事，万以斌当即捐出数十美元——这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万以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就是觉得保钓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可以忍一忍。”

保钓运动后期逐渐走向分裂，右派学生认可台湾当局行为的正当性，左派则对其批判连连，中国统一运动随之开启。这种倾向在平日就已见端倪。万以斌在大学里负责撰写宣传册的工作，通过查阅电话簿将宣传册寄送给华人家庭。在宣传册的内容方面，保钓小组内部发生了分歧。万以斌在册中深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台湾当局的软弱无能，“不能说国民党做的明明不对，却还要一股脑地去支持。”万以斌的强硬态度，招致了小组成员的嫌隙。每每谈到政见问题，便避免不了唇枪舌战，久而久之双方也就分道扬镳。

1971年11月，周恩来总理接见台湾留学生组成的海外保钓“第零团”。万以斌在惊讶之余，丝丝感动也漫上心头。“大陆对我们这么看重，对钓鱼岛的态度如此坚定，这让我真的很感动。”自此以后，万以斌更坚决地投身中国统一运动。由于此时的运动涉及到政治立场问题，左派们严阵以待，防止心怀不轨之人向国民党打小报告。一些表现突出的左派代表，甚至被没收了“护照”，登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从此不能回到故土。但谨慎并不意味着懦弱，万以斌觉得，就算是豁出去了，也要继续搞下去——游行要加入，宣传册要写，左派讲座也要一定要去听。

2012年9月16日，纽约，万以斌（左一）和友人加入保钓示威游行。

白头健将

从投身保钓运动至今，时光已流转近半个世纪。身处美国，万以斌始终关心着中国局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万以斌加入了在美华人举行的大型游行示威。不止乎此，反对藏独、香港回归纪念以及2012年钓鱼岛事件再发，每一次大型游行中都有万以斌的身影。平日里，万以斌与花俊雄、黄泽涛等一些老保钓人士交往密切。每每有保钓纪念活动，他都会欣然赴往。“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现在早已垂垂老矣，可这份心一直都没变。”万以斌笑谈道。

从初出台湾的懵懂，到占岛事件时的愤慨，再到游行中燃烧的激情，和统运中不顾一切的热血，以及现今仍坚守的拳拳赤子心，万以斌在这不停的觉醒和坚守中逐渐完善了自身。

回顾漫长的保钓经历，万以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最普通的小角色，所做的

一切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理所当然、最顺利成章的付出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