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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2020-2021秋季学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采取过程性评价的方式，考核内容包罗创意视频、新闻报道、读书报告、研究提纲等多种形态。其中的新闻报道环节，条件广泛搜集和阅读穆青的相关材料，完成一篇千字左右的人物写作暨讣闻报道。这是全院大一新生初试新闻写作，案头功课或有不敷，文章质地或有亏失，然而青春朝气与古典风范的奇妙连结，仍然颇有足观。我们将部分作业补充修订后刊于公号分享。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渐成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国家战略，十大网赌网址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即开设此课，旨在扣好第一粒纽扣。课程教学依托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教研团队充分发挥学科背景交叉融合的优势，成员有吕新雨、李海波、林哲元和潘妮妮，采取集体备课、分头讲授的方式。课程按照历史和理论的脉络展开，以问题为导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知识和思想要义进行重点讲解，并设有外请业界专家讲座、历史遗址现场教学等特别单元，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引领青年学子树立起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怀和担当意识。课程配套的“延安记者养成记”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入选2020年度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

穆青的“债”

张雪松 20级编辑出版学

        1992年，71岁的穆青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第二年，他在登黄山时作了一首《金缕曲·黄山抒怀》，其中写道：“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最让人动容的便是这句“欠多少父老相思债”，尽管已然退休，但年过古稀的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

        四年后，穆青决定出版他50年来采写的人物通讯选集——《十个共产党员》。在与范敬宜谈起这本书时，穆青说：“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老记者，我深感由于长期处在领导岗位，这一生写的太少，愧对伟大的时代，愧对伟大的人民。”

穆青不是在生命的尽头才意识到自己“欠债”的，实际上他很早就开始“还债”了。

1965年，穆青从同行口中了解到一个线索：一个叫潘从正的老人在被称作“万碧风口”的荒漠硬生生改造出700多亩良田。穆青慕名前去采访，他了解到，“老坚决”潘从正自建国以来便秉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这荒漠治沙栽树。1958年的“共产风”中，他栽的树全数被砍，但他以“毁了头一茬，再种第二茬”的精神，继续在荒漠种树。穆青决定好好报道潘从正这种“为人民缀网劳蛛”的精神。但是在他计划动笔时，“文革”开始了，他采访潘从正的笔记被抄走，而他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批斗，在被关进“牛棚”时他还发出誓言：“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写出来！”

14年后，1979年，复出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的穆青，为了兑现当初的誓言，再次亲自去宁陵采访潘从正。他谢绝了县政府的招待，在潘从正家里住了三天两夜，吃的是粗茶淡饭，晚上睡觉则是与另一个记者挤在一张床上。听潘从正讲述他和树苗的故事与遭遇，听他说“今后不能再折腾了！”，他和在场其他记者深受震撼，很快写出了长篇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使刚刚历经“文革”的人们受到了深深的鼓舞与激励。

不仅仅是这一处债，“文革”的开展使穆青觉得自己对人民欠下了“巨债”。1966年，受老朋友华山的邀请，穆青去到林县采访了县委书记杨贵、县长马有金和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们。从红旗渠回来后，许多细节还来不及梳理，“文革”就开始了。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迫接受劳动改造。他的任务还有随时接受批斗，有时几个战斗组织同一天开批斗会，他就得像赶场一样，这边被批完了，再赶去另一边，新闻工作被迫暂停。

25年后，当年他在红旗渠工地采访过的除险队长任羊成与穆青在新华社办公室相见了。穆青对他说：“我欠你一笔账。”任羊成懵了：“你欠我啥？”穆青回答道：“我对不起你，没把你写出来！”后来，1994年，穆青发表了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重点介绍了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先进事迹。

穆青说，自己这一生写的太少，正是说自己为人民写的太少，欠了人民的债。穆青把“勿忘人民”这四个大字作为一生的行动准则，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一生都在为人民著书立说。

穆青这一生两上红旗渠、四去宁陵、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他用实际行动告知我们什么是“勿忘人民”。穆青为后人留下了《十个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铁人王进喜》、《难忘那双手》、《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彩色的世界》和《雁翎队》等等众多的不朽篇章，但他仍然觉得自己“这一生写的太少”！

农民记者

陈雨彤 20级广播电视编导

在新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农村无疑是新闻记者的重要“战场”。穆青深入基层、关注农村、情系农民，堪称当代农民记者楷模。穆青与普通农民的情谊，被人们惊羡地成为“穆青现象”。

穆青曾说：“中国农村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值得花毕生经历来研读。”他非常重视农村新闻报道，在各地农村蹲点，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和基层干部为师，在实践中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为做农村报道打下基础。

穆青对农村有一种偏爱，越是穷的地方，他越要去——他是期望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农民的脱贫致富想办法。1993年11月，他冒雨来到淮阳县毛寨村特意观察农民是怎么养牛的，他踏过泥泞的土路，走村串户，进到各家农院，看圈棚，向农民仔细询问黄牛的饲养情况。他还用手抓起麦秸氨化的牛饲料，放在鼻前细细地闻，问养牛户牛是否喜欢吃。1982年，穆青、周圆深入周口地区扶沟县调研采访后写下通讯《谁有远见谁养牛》，对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价值和养牛事业大有可为的前景做了深入阐述，对指导农民脱贫致富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时隔11年，当穆青再次返回这里看见了养牛业已成为农村的一大支柱行业，经过调研，又写出了通讯稿《赶着黄牛奔小康》。

穆青视农民为兄弟，农民把他当朋友，有人去北京看望他。他就把农民兄弟请到家里吃饭，让人倍感亲切。他还亲自给省长写信帮助解决最基层干部建议的一些具体问题，他不怕麻烦，不虚于应付，更没有谋私利。他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甚至当成一个普通农民。他每次下乡采访，都直接到农民家中或者田间地头，和农民打成一片。到农民家串门时他总是很自然地掀开锅盖看看吃什么，翻开垫铺看看下面垫的是什么，到粮仓看看还有多少粮食。到了晚年，他依然活跃在采访的第一线。

1994年4月，穆青来到江都采访，一到江都，他没做任何休息，立即下乡，先后走访了宜陵、丁伙几个乡镇。进入一户农家，穆青特地请求主人，帮忙找来几个邻居，他就那样和颜悦色地坐在一个简陋地院子里，手里拿着纸和笔，温和地面对采访对象，时而探望，时而思忖，时而寻觅。他好像特别自来熟，随随便便就能和每一个人聊起来，聊着聊那拉拉家常，问问今年地收成，了解每户人家家里情况，内容看似非常随便，但聊天的主题始终围绕农村建设。

穆青的农村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近40年的农村发展状况，国家政策、农民的生活都在穆青的农村报道中留下纪录。他用新闻报道来展现农村最真实的面貌，来帮助农民更好地生活。

“踏破千山觅真情”是他农村报道的采访特点，他对农村调研所做的努力，无愧于“农民记者”的称号。

温和的反叛者

王心月 20级广播电视编导

熟悉穆青的人说，这个“老头儿”身上有一些看起来矛盾，但都十分可爱的东西，比如温暖的人文关怀和耿介不屈的锋芒。

人们评价他是一个不健谈却充满魅力的人，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这种魅力大约来自他的随和谦恭。生活中的穆青乐观慷慨，即使在身患重症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时候，每次病情稍一稳定就流露出乐观的情绪，用微笑给亲人和同事以安慰。

穆青说：“事业是共同的，感情是一致的，社长和记者是一条心。”在工作上，作为新华社副社长，他并没有整日坐办公室、给工作提总原则的严肃领导架势，相反，他始终平等民主、温和近人地与记者相处。新华社的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头儿”。任何人对稿子有意见，都可以找他建议来，即使是他改过的稿子，记者们也可以不同意，乃至形成和记者之间针锋相对、寸字必争的局面。虽然经常相持不下，但只要穆青认为记者有道理，一定会让步。

当时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一是跳舞，二是打扑克。穆青对跳舞不感兴趣，最喜欢玩扑克，每天午饭后都要玩上几把。输了的时候，他会自认挨罚钻桌子底。

虽然穆青性格温和，但当有能力的记者遭到不公待遇的时候，他就会展现出强硬耿介的一面。周原因为曾经直言“铺张浪费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被当权者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受批斗。之后政治形势变化，他恢复了工作，但作为“摘帽右派”，仍然不受领导待见。可是穆青欣赏他的直率性格和采访本领，在他被调来分社不久，就指定带他去灾区前线采访。同行的领导皱眉瞅着周原质问穆青：“他去干什么？车子坐不下。”穆青却只是说：“你坐前排，我们几个在后面挤挤。”周原在多年后仍然难忘穆青的知遇之恩，每当谈及这段往事就感慨道：“我感激穆青。在感情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不仅仅是对个人，穆青的锋芒在一些历史关口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贫一生，操劳致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穆青对报道力求实事求是，既没有遮蔽灾荒的事实，也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情景下，这等于同时穿越了两条火线，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这篇用真情实感堆成的报道，让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感动了千千万万人。虽然这篇报道后来也导致了穆青在“文革”期间被扣上“攻击党的领导，给社会主义摸黑”的罪名，但他从未因此产生过一丁点后悔。

穆青曾说：“能够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我的一切，这是我最大的光荣和愿望。”在穆青身上，可以同时看到为人处事的温和与坚守原则的硬气。他一生追求真实和正义，这种浩然的人格力量和坚定的政治信念，构成了他生命的灵魂。

穆青与青年

王肖冉 20级新闻传播类

他拙于交际，却与新闻界后辈保持着良好关系；他不善言辞，却常常能一语点醒写稿人；他对青年新闻人的爱惜与培养让中国新闻界日新月异、步步向前。他就是中国新闻界的丰碑——穆青。

千里马重在有伯乐的发现。穆青非常善于发掘青年人身上的特质，并积极引导他们发展。新华社转业记者李峰是十分敏锐、爱动脑筋的人，别人称他的大脑为永不停歇的“磨盘”。1963年，由于北京墨水包装成本比制造费用大三倍，厂长提议每件包装节省一厘钱，通过比较不同工厂生产的瓶盖、不同方法裁剪的包装盒的成本，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李峰在报道这个选题时，将其表述为体现了节约精神、公民的主人翁思想的“一厘钱精神”。穆青看过这篇通讯录稿子后点出：稿子整体都很好，但是最终一段“缺点东西”。

李峰回去冥思苦想整整三天，终于意识到工人节约的每一厘钱都可以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都可以为历史性的发展而助力。“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才是“一厘钱精神”最亮眼的地方。在当时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外援路绝，百业待兴，发展艰难，急需人心振奋的中国显得十分重要。

《“一厘钱”精神》在播发后上了中央文件，被二十多个地方机关学习，成了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行动口号。山东栖霞市印染厂受此影响，厂长发言稿都写在废弃纸张上，工厂一年节资增收超150万，利税名列全行业第一。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常常被挂在群众嘴边。

李峰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说：“如果当时穆青没有指出那一个‘缺’字，如果他不鼓励或不相信记者会改好稿子，就不会有‘一厘钱’精神轰动全国的效应。”

遇到稿件有缺憾时穆青会提点，遇到该表扬的稿件他同样不吝啬赞美。郭玲春在写《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时做了大胆尝试，她用生动的现场描写将读者带入肃穆的时刻，感受当时的悲伤氛围——“鲜花、翠柏丛中，安放着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山同志的遗像。千余名群众今天默默走进首都剧场，悼念这位人民的艺术家。”这与当时追悼会新闻罗列赠花圈者名单、弱化逝者主体的“新华体”背道而驰。另外，发稿后编辑部责备她发稿时间晚、有错字。郭玲春对这次尝试产生了怀疑。但第二天，穆青看了她的报道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她不拘一格的散文式新闻写作手法，说这是几天来最值得高兴的事。这给了郭玲春很大的心理慰藉，她坚持了这种新闻写作模式，也促使新闻界刮起一股文体新风。

穆青与青年们的关系不仅是业务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反右”运动中，上海报社有位同志从国外回来之后，发现一个品格高尚的朋友被打成右倾分子，于是发自内心地写了万字的申冤书。谁知朋友的清白没有得到清洗，自己却成为了被批斗的靶子。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未经风浪的他心灰意冷，买了一张到青岛的火车票，准备以投身大海。临行前，他向自己最尊敬的人——穆青道别。穆青没有硬劝他，而是从历史谈到当下，从自然谈到社会，从理想谈到现实。没有领导的架子，有的只是真挚的沟通。最终那位同志缓缓掏出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车票——穆青每对他说一句，他的担子就卸下一分，寻死的念头就弱一分。

如果你看到一个院子，粉白的杏花、鹅黄的迎春花挂在枝头，玉兰花、海棠花的香气萦绕在人鼻尖，葡萄、爬山虎尽力向上攀缘，鲜艳而多样的颜色充满花房，那可能正是穆青的院子。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花园中的心境：“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高，一天天长大，真有种说不出的情感。”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穆青的花园将会一直百花齐放。

眼泪纵横的硬核记者

曹逸萌 20级新闻传播类

穆青有坚硬的内核。

“文革”期间，穆青应邀外出作报告，被说成“四处放毒”。他“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于是只能去打扫厕所、院子，建筑工地扛水泥袋，被一次次勒令搬家，最终一家几口挤在一间办公棚里。

虽然无法抗拒历史，但穆青有自己的斗争办法。为了不让揪头发，他干脆剃光了头；被说是“黑帮”，他就干脆穿一身黑衣裳。当所有珍藏的古今中外名著被当作“四旧”抄走焚烧时，他干脆把剩下的书籍也捆绑扔到废品收购站，买了棉袄，随时准备去“充军”……

这样一个人，却时常流泪。

还是“文革”期间，新华社凡是涉及国际问题和外交工作方面的特别重要稿件，都要交由周总理亲自审定。有些不负责任的同志，竟将草草写成的稿子交给总理。穆青又心疼，又气愤：总理那么忙，这些事本不该麻烦他老人家啊！从此，轮到他值夜班，凡是能自己处理的稿件，就不送交总理；送交总理看的稿件；他总要认真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希望为总理多腾出一点睡眠时间。1976年1月8日，当知道总理永远不会再审核他们的稿件之后，穆青的泪水夺眶而出，打开感情的闸门放声大哭。

穆青时常流泪：当他听到老友吴吉昌去世的消息，以及他临走前反复嘱托家人：“俺走时,啥也不带,就把老穆送给俺的两本挂历带上”时；当他从北京赶到宁陵看望潘从正，看到“老坚决”佝偻的腰，紧紧握住老友的手说：“我想你啊老大哥！你的腰被老公羊抵伤了后，落没落下啥毛病？”；当他看到任羊成腰间那一圈为了保护村民被一百公斤大绳磨出的老茧疤痕，他紧紧握住任羊成的手哽咽：“羊成，你受苦了。”就连任羊成也疑惑：这个北京来的陌生人为啥为我流泪？

1993年，穆青与红旗渠劳模再见面，他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谈到动情处，众人泪流不止。三位老友紧紧依偎在一起合照。有人请穆青题字，他心情激动地挥毫：“勿忘人民！”

这四个字，穆青一生写过无数次。

穆青无论走到哪里,谈得最多的是“勿忘人民”。凡是有人向他求字,他总爱题写“勿忘人民”。1993年10月，他与河南日报社青年编辑记者座谈的题目，就是“勿忘人民”。他为新华社河南分社、厦门支社等题写的条幅是“勿忘人民”。给安阳日报社记者和一位通讯员写在采访本上的，还是“勿忘人民”。他给河南电视台青年记者的寄语是“勿忘人民”……究竟题写多少，已无从统计。

穆青常说：“现在若没老百姓的支持，你也寸步难行！你若忘记老百姓，若对老百姓不好，那就真没良心！”

为什么穆青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他对人民爱得深沉。

历史关口的穆青

张丰驰 20级新闻传播类

在82年的生命历程中，穆青真切地感知了这个国家的苦难与辉煌，并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留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

穆青生于1921年，19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21岁成为《解放日报》记者。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解放日报社未能幸免。面对组织的怀疑，穆青满心的疑问和委屈——怎么心向光明的同事们和自己突然就成了“病人”？明明是反对少数人的运动怎么波及了大多数？穆青见到了毛泽东，年轻人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所见的整风，说出了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毛主席的态度亲切而务实，他并没有否认整风中存在误差，并承诺对错误予以平反和道歉。最终，穆青心头的坚冰融化了。

大概也就是这时，穆青初步认识到，面对一些“风暴”，不能一味屈从，要坚守真实与良知，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延安生活美好又短暂。之后的几年里，穆青的脚步随着解放大军走过了东北，又南下中原、渡过长江，为国家的解放事业留下了一篇篇经典又精彩的报道，最终停留在上海。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面对“右派指标5%”和“分配任务”的安排， 穆青领导下的新华社上海分社没有划一个“右派”，这属实是一个奇迹。不搞大鸣大放、不写大字报，把报道做充分，最终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当然，在“左倾”成风的年代里，穆青也难免偶尔被蒙蔽双眼。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看见大食堂里的丰厚食物、看见人们满足的脸，作为一个从小深深经历过农民的苦难并真切渴望农民能摆脱这种苦难的穆青，相信了眼前的一切。但后来看见越放越大的“卫星”，越来越玄的唯心主义口号，穆青开始冷静地审视：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许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穆老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不禁唉声叹气，陷入深深自责。

“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里，穆青难逃劫数。从苦心创作的《焦裕禄》被否定，到成为“黑帮”、“为右倾翻案”、被戴上高帽子批斗，那个年代不幸的人所遭遇的一切，穆青都遭遇过。即使是这样，穆青仍然愤然喊出：“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他也许又想起了当年在延安与毛主席的那场谈话，他知道，真理也许会被暂时埋没，但绝不会被人们永久遗忘，它最终会有一天光芒万丈地重返历史舞台。就是这样的信念的支持下，他横下了一条心，面对个人无法抗拒的历史漩涡，穆青做着孤独的斗争。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后果想必不用多说，但也是这样的信念，支持穆青挺过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风暴过去，穆青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步入历史的崭新一页，《历史的审判》应运而生，穆青也用自己的笔控诉着。落笔时，他是喜悦的，他知道，自己所付出沉重代价坚持的真理，终于成了人们的共识，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之后的多年，穆青仍然笔耕不辍，作为一个记者、一个饱经风霜的长者，穆青还曾关心过非洲沙漠化、西方社会下人民畸形的生活状态。

随着时代的变化，一切都在变。不变的，唯有那一颗追求真理与良知的心。2003年10月11日，穆老与世长辞，留给我们的，是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人的无尽思考……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尚方剑 20级新闻传播类

穆青的笔下，曾经有无数鲜活的形象跃出报纸，飞遍祖国大地，闯进人民的心中：穿梭于白洋淀间的雁翎队，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立于改革潮头的老支书闫建章……个中人物，曾让一代代国人落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时人有言：“看了焦裕禄不流泪的不是共产党员！”

然而，为这些平凡人物落泪最多的，还是穆青本人。

1965年初到兰考，映入穆青眼帘的是重灾区的景象：白花花的盐碱窜上墙头、窗台，屋瓦被碱蚀得斑驳。何人能与如此天灾抗争？人们向穆青讲起了焦裕禄的故事。听着焦裕禄如何顶着严冬风雪，去逐家拜访困难群众，握着双目失明的大娘的手，说出“我是你的儿子！”，眼眶湿润的穆青再也难以自持，流下了热泪。随后，悲壮的气氛越演越烈。众人讲到了焦裕禄临终之时嘱托兰考百姓，把自己运回兰考，“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时的穆青坐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任凭眼泪纵横，满屋的人和他一齐落泪……

《焦裕禄》一文前后七易其稿，唯一不变的，是浸染在每一稿上的穆青热泪。

还是1965年，在万庄林场，穆青永远记得那位瘦小、驼背的老人，“老坚决”潘从正。“老坚决”将一生奉献给万庄林场，种下层层防风林，誓与万碧风口的漫天黄沙抗争到底。初访潘从正，穆青便被老人“毁了头茬，再种第二茬”的决心所激励打动，暗暗发誓一定要将他的故事写出来。再访潘从正，已是14年后的1979年，潘从正的林场三次被毁，“老坚决”三次重新来过，坚守防风固沙第一线。这样一位饱经磨难，却顽强不屈、奋斗不止的农民形象，深深触动了穆青，他不住地拿起手帕擦拭眼泪。“老坚决”的孙子在一旁不解：“除了家人，我还没见过为爷爷流泪的人。穆青是第一个！”

1966年，在林县红旗渠，劳动模范任羊成长年悬在太行山半山腰作业，腰上垒起了一圈圈的老茧，一层层褪了色的伤疤——那是绳子一下下勒出来的印痕。穆青见到如此疤痕，一个凭借血肉之躯，欲与太行山试比高的形象已立于心中，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近30年后，穆青竟又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任羊成，此时已年近70的老人，再一次腰系绳索凌空除险，参与红旗渠技改工作。30年前的劳模，30年后的老人，这是一代农民的精神力量，再一次让穆青热血沸腾、深受触动。

青年加入八路军，曾随贺龙将军出生入死；解放后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拒绝划出任何一个右派名额；“文革”期间与“四人帮”斗争，闹出“朱穆李事件”……无数大风大浪面前，穆青是何等正直刚强？可也正是这样的穆青，为人民群众，眼里常饱含热泪。

这份人民情，也许可以从穆青的第一次采访经历说起。初到延安，穆青便接到了采访赵占魁的任务。可老赵是个“闷葫芦”，问什么他都只是憨憨一笑了事。怎么办？走进赵占魁，在2000多度的锅炉房为他打下手。赵占魁生火，穆青给拉风箱；赵占魁翻砂，穆青学着做砂箱。到了晚上，穆青索性和赵占魁睡在一个炕上，哪里是在采访？简直如亲兄弟。

此后的穆青，官至新华社社长、中顾委委员，而他最诚挚的情感，始终留给了中原大地上的人民。在宁陵，穆青和“老坚决”潘从正一同种下一棵泡桐树，深切地对“老坚决”的孙子说道，“这是一棵友谊树，也是一棵扎根在你爷爷和我心上的树。”在涑水，穆青和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畅谈过往。临别，无言，吴吉昌悄声说，“让俺再陪你走几步……”说着便拉起穆青的手，向着汽车相反的方向走去，50米，100米……两位老人眼里，早已噙满泪珠。

“一辈子和群众滚在一起是值得的！”穆青如是说。

上世纪90年代，人民依旧呼唤着焦裕禄；现在，我们依旧呼唤着穆青，呼唤着新闻工作者“勿忘人民”，裤腿上时常沾着泥渍，眼里时常噙着热泪。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指导教师 | 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