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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021年1月，19级本科新闻和18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与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由陈红梅老师主讲。两门课程分别以2篇和1篇独立采写的新闻报道作品作为平时作业， 以学期采写札记和心得作为期末结课作业。

        经任课教师推荐， 从2021年1月起，本专栏陆续刊发两门课程的部分结课作业“采写札记”，讲述新闻采写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给有志于新闻学习的同学们一些借鉴和思考。

热眼旁观

19新闻 孟必莹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很喜欢鲁迅《野草》中的这句话，用来描述我做新闻的态度，很是合适。

某日看见新闻班的同学在朋友圈里发表感想，说他做新闻是秉着“为民请命”的心态。我突然想到，我从来没有抱着这样的心态采写新闻。我一直觉得“为民请命”是新闻工作者的“帽子”，戴久了容易自我感动。后来采访康桥小学的家长时，有一位大叔跟我们说，要是促进了小学的建成，我们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为民请命”是很多“受害者”对新闻工作者的希望。但我去采访的时候，居然完全没有抱着这种“为民请命”的心态，只是一心想着了解事实真相。

我反思了很久，思考我这样的态度是否过于冷漠，是否违背了我学新闻的初衷。我不觉得媒体、记者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有力量的是事件本身。我感激采访对象胜过采访对象感激我。我甚至觉得他们感激我我受之有愧。因为每个人都是利益既得者，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包括我自己，我也需要用这篇报道完成作业，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锦华小区采访那个骑电瓶车受伤的马奶奶的时候，文芳一直觉得她很可怜，我却觉得她的态度有“碰瓷”的嫌疑，邻居和业委会对这位老太的评价也不太好，所以她提供的很多信息我都建议文芳删掉了。总之，比起“为民请命”，我更愿意像一个侦探一样冷眼旁观，一点点拼凑真相，理清各方之间的利益纠葛。我跟同学开玩笑说我写稿子的时候像个过于理性的“AI人”，试图只呈现各方的利益。毕竟王小波说：“赤裸裸地谈利害，就近于理性。”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终于有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想过“为民请命”，我做新闻，是秉着“修史”的心态。我要如实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背负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可是什么是“如实”？这又是另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采访拆迁的时候，得到的信息远比我们写在报道里的要多，可是我们依旧选择只呈现报道里的这些信息。我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我到现在依然不得而知。

锦华公寓的拆迁报道里，我们隐瞒了两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当天晚上六点左右，有个年轻人下班回家之后怒火中烧，带头开始砸开发商建的围挡。随后小区居民群情激奋，合力砸毁了所有的围挡。隔天开发商又把围挡建起来，居民又砸毁了一次。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突发事件，所以开发商才会在现场主动寻找媒体，把我们叫过去跟我们解释——他们请保安“保证安全”的理由应验了，他们终于可以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媒体面前了。或许我潜意识里还是认为个人的力量对抗公权力太过渺小。为了保护这个年轻人和这些居民，我和文芳一致选择隐瞒这个事件。

第二个是我们采访小区一位居民，职业是高校教师，听说我们是华师大的学生，跟我们比较亲近。我当时问了她一个问题，问她对这届业委会是否满意。她摇头说不满意，我问为什么，她说她觉得业委会的做法太强硬，而且没有跟全部业主商量就自作主张。她觉得本来事情应该不至于闹成这样。

这些信息即便不呈现，也似乎不影响主要矛盾。但我依旧在质疑自己。我不喜欢“各打五十大板”这种论调，但是所有矛盾是否应该全部呈现？如果不呈现是否就有可能掩盖哪怕一点点的事实？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

另外就是这篇报道的写作角度。在成稿里，我把政府的过错藏在不起眼处，更多的把政府塑造成一个努力多年却调解不成、被开发商蒙骗的无奈形象。后来我也在反思，我在材料编排上将重点放在政府努力作为的一面，而把过错一笔带过的“春秋笔法”是否有失偏颇。

比如当初市政规划错划了“红线”，这块地经历20年才开发的原因是政府调整项目容积率和增加拆迁户的赔款，另外，因为锦华二期是个回迁房，回迁安置一直是重要的市政项目，在这里面，政府和开发商很难说不存在默许和合作。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警察和信访办的反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业委会和小区居民都质疑过这一点，但我不能写进去。我们只能写我们能够确定的既定事实。但在我看来，将这些材料分开编排的效力确实大大减弱，不确定有没有达到监督政府职能的效果。

强制体育的那一篇报道，我采访和写作的时候其实非常矛盾。因为我本来的观点是批评学校的公体俱乐部，他们在运作方式上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后续的采访中，我的主题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向，与刚开始批评公体的角度截然相反。所以正式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我掩盖了学校公体俱乐部的运作问题，把矛盾的根源指向学生的思维以及造成这种思维的更宏大的社会问题，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学们看到会不会觉得我报道失实。

直到成稿，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正因为这个疑惑，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这篇报道写的很烂，写完后不敢马上发给老师，自己又仔仔细细检查了半天，第二天才发给老师审核。能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表扬，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由于强制体育这篇报道主题太过宏大，我在采访和写作的时候一直在质疑自己能否把握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甚至一度想放弃。是采访对象的鼓励和支持激励了我。在采访中，我也终于体会到了老师课上所说的，新闻工作者要靠专业性赢得尊重。最让我惊喜的是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刚开始我只是试探性地发邮件过去，完全没想到这两位老师真的会接受我的采访。采访之前我一度很紧张，特别害怕给我们学校丢人，所以我事先准备了很多，在知乎上搜集了很多清华同学对体育的态度，看了一些清华体育部老师的采访，还读了几篇这两位老师撰写的论文。采访过两位老师之后，他们都对我说觉得我的选题角度特别好，他们很愿意接受采访。

在锦华采访开发商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凭着专业性获得了开发商的尊重。刚开始我们明显感觉那位开发商的孙律师只是想用一些基本的套路打发我们，因为我们毕竟只是学生。但我问了两个问题让他无法回答，首先是拆迁前是否进行过协商的问题，我问了两次，他回避了两次并且引开了话题；然后是物业管理区域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只能坦诚说没办法把两个小区合并成一个小区。

因为我们建议的很多问题他无法回答，所以他才建议跟我们加一下微信，帮我们联系公司法务让公司接待我们。所以通过这两件事我深刻体会到，采访前要对事件有足够的了解。面对突发事件，在现场要迅速理清其中的矛盾，一旦有一点点地方理不清楚，就极有可能会被其中一方牵着鼻子走。

要说遗憾，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自己做一篇突发新闻报道，没有锻炼自己现场采访的能力。可能跟性格有关，我的舒适区是发现矛盾、理清逻辑和整理资料，本身就是不太喜欢问问题的性格，所以拆迁的报道我负责的是历史资料的整理，理清土地归属的来龙去脉。在拆迁现场的时候，文芳看见在工地找车的阿姨就冲上去帮忙，一边帮忙一边聊天，信息就问出来了。但我觉得阿姨找不到车挺焦虑的，这样会打扰人家找车，于是不敢上前。如果真的是我自己完成一篇突发新闻，我一定会错过或者遗漏很多现场的信息。

另外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拖稿。有可能是我这学期做的内容都比较深度，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有充分的拖稿理由。但是拖稿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得太久会忘记自己的采访内容和思路，再重新整理起来会很混乱。这学期的三篇报道里唯一没有拖稿的就是拆迁的那一篇，高校体育那一篇我拖了一个多月，康桥小学拖了半个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亟需改正的问题。

回到我这篇心得的标题。鲁迅说他是“冷眼旁观”，经过这一个学期的洗礼，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做新闻最好的态度是“热眼旁观”。尽管老师说我不必再完成半篇报道，但是我还是写了，因为我们答应了康桥的家长，答应了就不能食言。这篇报道，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作业，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份很大的期待与希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热眼旁观”。新闻，毕竟首要与人打交道，往大了说，新闻是一份沟通社会与人的工作，太过冷漠会让人与社会产生隔阂。我希望自己能保持这份“修史”的赤子之心，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回看自己第一次采访的心得，可以拍着胸脯对自己说一句：“不忘初心”。

孟必莹新闻采写作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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