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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承杰（19新闻）

按语：2020-2021春季学期《创意新闻报道》必修课，聚焦叙事新闻的采写技艺，致力于发掘具有时代感的新型故事，部分课程作业发表于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极昼工作室（搜狐新闻）等内容平台。经任课教师推荐，现选编若干优秀特稿作品，不定期刊发。

        “绩点”、“内卷”、“985five”、“小镇做题家”……2020年以来流行的这些热词，据说切中了时代的真实痛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无力情绪。焦虑弥漫天地间，似乎成了所有人的主题，却鲜有人关心焦虑如何产生，仿佛一切顺理成章。

        将高校年轻人拖进所谓“囚徒困境”的学分绩点制，诞生的初衷其实是赋予学生自由选择科目的权利。它改变了大学？还是大学改变了它？进步方案真的变成控制系统了吗？它是如何变成利维坦般的庞然巨兽？为何在今天引发焦虑？社会机会真的减少了吗？

        通过访谈50余位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并梳理相关领域众多文献，我尝试还原学分绩点制的来龙去脉，解释这个问题缘何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浮现，思考媒体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学分绩点制舶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人们的感受大相径庭。

   一人这样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另一人说：“我们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水课’，上课讲讲PPT，考试考考PPT……PPT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高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

   后一段话是编号为FG12的北大学生，出现在该校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2017年的论文中。高考前，他“一日看尽长安花”；入学后，他“泯然众人”。

   前一段话出自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的演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蔡氏眼中新旧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尊重个性、发展个性。他推行的教育改革之一，是“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也就是学生不必根据年级修习统一的课程，而是自由选择科目，修完规定的学分即可。选科制因此也被称为学分制。

   不同课程之间又有轻重缓急。新制度下，学习车辆工程的学生，可以选修中国文学。但比起机械设计的专业课，文学课的重要性就略逊一筹。为了测算出学生更为真实的学科能力，避免本末倒置，大学又发明了绩点制度。

   在美国，每门课程的打分划为A、B、C等第，随后分配相应的绩点。传到中国时，部分高校保留了美国的原始版本，另一些又延伸出按照排名划分绩点的形式。学分与绩点正式扭结在一起。

   一个为了沟通文理、发展个性而诞生的制度，如今却让学生在选课前掂量绩点学分，生怕绩点低到没法“填坑”。屠龙勇士战胜了限制学生自由的恶龙，却成了新的梦魇。历史的吊诡往往如此。

   绩点如此严密，从入学那一刻起，学生就被量体裁衣，数据塞进原始档案。绩点与保研、考研、留学、求职息息相关，绩点的失败仿佛预兆了人生的尽头。

   绩点弥漫在各处，属于每一个人，但又没有人能掌握它。高校、教授、学生，所有人都在系统之下，也都只能接触到一部分。

   在蔡元培和FG12之间的某处，应该有某种力量驱使它偏离了轨道。

霍布斯名著《利维坦》封面。

精确！评价！淘汰！

   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有人说，“本科遍地走，大专多如狗”。2019年，4002万人进入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了51.6％。而在1978年，对应的数字分别是228万和2.7％。今天大学里某个专业有100人，在40年前，只有前5名才有资格坐在教室里。按照面积来算，过去15平米的4人寝室如今要塞进足足70人。

   物以稀为贵，40年前大专院校的文凭是金字招牌，如今顶尖名校的毕业证只是一块敲门砖。

   高校需要加压，这是教育部的明文规定。青春电影中放荡的大学生活成了泡影，“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已然是高中里最大的谎言。为了让敲门砖更重一些，大学生得找出前5名藏在哪里，尽可能取而代之。

   “从不翘课，多做往年的考题，平时多找老师答疑。”高考状元赵同学进入北大后，不再光芒万丈。身边的同学犹如“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轻松甩开他。他拼命学习，却不知道能否等到兔子打盹的机会。

学校顺势而为，在高分中不停细分差距，“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低分区则如同粘稠的沼泽，一旦陷入，少有人能全身而退。

   研究“双一流”高校学分绩点制的学者发现，大学在制度设计和日常管理中，颇有“数字至上”的艺术。为了能够在优中择优，高校设置了荣誉课程、A+等头衔，让末流学生眼红不已。而“F”的标记，如同黥刑在脸上刺字一般扎眼。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绩点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同济大学的90分和89分意味着5.0与4.0的绩点差距。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高校里流传着这样的绩点攻略：与老师搞好关系，上课坐在前排，积极回答无关紧要的简单问题……

   以绩点的高低评判学生的价值，显然太过单一。那么把更多项目纳入评比或许是一个好主意？恰恰相反。复旦大学中文系把奖学金分门别类，设立各种单项奖，从学科创新到艺术体育，从社会实践到道德素养，五花八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评奖评优规则，把科研竞赛、科研立项、科研创作（包括文学刊物）、公益任职、公益服务、荣誉评比（包括服兵役）、社会实践等大学生能参与的一切事项，都换算成了可以量化的分数。学生按照表格里一条条的指标，反思大学生活有没有“荒废”。

   评价，然后淘汰。从1998年首次引入“末位淘汰制度”，一直到2019年的最新版本，北京大学一直坚持“整体成绩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特征”。无论如何调整优秀率的比例，只要存在高下之分，“每个人都会拼了命地相互比、相互学。”FG13抱怨这种日复一日地数字游戏。

   淘汰的逻辑源自于正态分布的所谓科学性。理论上的科学性与教学实践横隔天堑。今年1月，中南大学吴嘉教授批评教务处的正态分布指令，拒绝将部分成绩改为低分，迅速出圈。

   成绩单打上各类等第标签之后，学生也对自己形成“刻板印象”。湖南理科探花杜青云2016年考上北大光华学院，在沉迷游戏而挂掉一门门课之后，选择退学。荒诞的是，他在2020年又以状元身份考入清华。同样的事情只会发生一次吗？他在自传体小说《此外的少年》里嘲弄，害怕自己会在退学与上名校之间循环，被父亲说丢尽颜面。

   一个庞大无比的巨兽支配着高校里的学生，学生钻入每一个有可能走捷径的缝隙；每个人都对之嗤之以鼻，却又想要从它身上刮下金箔，贴在自己的简历上；它试图让每个学生充实度过大学四年，但从未使任何人感到满意……

   但在出生时，它明明被奉为教育的最优解。

绩点的诞生

   数字至上主义、正态分布原则，学分绩点制因为这些荒诞举措而受到嘲弄。但是回到当初，正因为学分绩点才让大学生摆脱了中世纪古典课程，不必为了培养“坚实而典雅的造诣”而放弃真正感兴趣的课程。

   基督教的“普照”下，英国的古典课程只剩下宗教文学、宗教法律、宗教音乐……美国作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遵奉英国的教育，大学四年里只有神学的固定课程。每个学生的课程内容从入学伊始就被安排妥当，不允许僭越必修课程。

   托马斯·杰斐逊摇旗呐喊：“学生可以自由上他们喜欢的课，安排自己喜欢的活动，听他们认为应该听的讲学。”他在1779年的提案《普及知识法案》中抛出了选修制。这正式拉开了美国选修制改革的序幕。

   耶鲁却俨然一副卫道士的模样。1828年，耶鲁校长发表了《一份关于自由课程的报告》，即《耶鲁报告》。文中辩解称德国人心智成熟，才能推广选修制度，美国人还是一群心智不成熟的孩子。1837年，艾默生在哈佛发表演讲《论美国学者》，在这篇所谓“文化独立宣言”中他反讽道：“我们从属别人的日子，我们长期学习其他国家文化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对于欧洲宫廷文艺女神已经倾听太久了！”

   很难想象清华校长抨击北大校长“欺诈”、“古怪”、“哗众取宠”，但这些都是哈佛校长艾略特和他的选修制在教育界的口碑。他的学生们被形容为“一群进入哈佛大学的心理怪物，拒绝吞食人类真正的文化食粮”。

   家长们带着孩子用脚投票。哈佛入学率在1890年代几乎翻了一倍，达到88.8％——这意味着每100个收到哈佛offer的学生中，最终会有近90人赴哈佛报到。自由的哈佛成为第一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顶级名校迅速向哈佛靠拢，全都开始推行选修制。胳膊拧不过大腿，耶鲁也在19世纪末落实了选修制。

学生如何毕业是新问题。课程被设置了相应学分，修满即毕业，不必人人读满四年。学分绩点制随着选修制而登堂入室，自由之风似乎席卷了北美大陆。

   可惜，一百年前的美国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在鼓励自由发展的学分绩点制下，众人都更愿意上“水课”。1898年，一半的学生只选择初级课程，4个学生里就有3个人选择那些背背书就能过的“水课”。哈佛教授发现选修制下学生的课程投入度，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学生们毫无边际、漫无目的地选择课程。

   哈佛立马做出调整，捣鼓起“通识课程”。但哪里有那么多“通识”？大量专业性课程成了通识课的主体。哈佛始终引领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法停下脚步。它就像一头不得不耕地的黄牛，而学分制和绩点制各摆弄着一只角，“将大学像烙饼一样翻了个底儿朝天”。

   哈佛后来舍弃“通识课程”，换成“核心课程”。美其名曰：核心课程不是简单的书目导读或基础知识的背诵，而是学科方法的讲授。换汤不换药罢了。核心课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性课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古典音乐”、“爱尔兰社会中的妇女的作用”、“癌症生物学”等冷门课充斥着哈佛。

   彼时的中国，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清末的封建教育如同古典教育一样，被教育界视为祸根。为展现大学之“大”，蔡元培力荐学分绩点制，培养中华崛起之人才。为了匹配自由的学术氛围，北大邀请新思潮的陈独秀和崇古的辜鸿铭一同任教。北大学生每个学期需修读10门课程，一半是必修，一半是选修。其余大学紧跟而上，纷纷改革。直到新中国成立，自由却杂乱的课程统一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苏联式必修课。

高校自习室。网络图片。

分数在膨胀

   20世纪60年代，国内风起云涌，大学教育几乎停滞。美国的教育界也不太平，分数膨胀出现了。1930年，全美大学生的平均绩点为2.35，1960年涨到了2.60，哈佛与耶鲁均为2.80左右。

   最开始的膨胀，是一个意外。美国大学中绩点较低的男生需要服兵役，适逢越南战争爆发，出于同情，老师倾向于给予男生更高的绩点。随后，高绩点普惠至所有人。

   高校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也助推了绩点的攀升。美国大学的教授们需要平衡教学与科研，职称晋升又以科研为主。教授们为了专心搞科研，往往把课程评价交给助教。助教通常对教学过程缺乏充分了解，又难以把握分数的评判标准，结果是分数往高了打——美国大学的这套考核体系，近年来搬到了中国，颇具争议的“非升即走”制度即是典型。

   学生评价教师的制度，同样拉高了绩点。美国部分高校的学生评教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薪资水平和职称晋升。学生就像是顾客上帝，他们的满意度决定着教师命运。教师不得不讨好学生，特别是那些工作不稳定的兼职教师与非终身制教师，更倾向于给学生打高分。有研究发现，杜克大学的教师通过给予学生更多“A”的等第，换取更好的职业前景。

   教师们也可能存在“庇佑”本校学生的想法。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代，大学生的身份就意味着高水准，就业市场只需要大学凭证就能筛选人才。大众化之后，大学生身份贬值，用人机构会考虑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更高的绩点代表了更好的学习水平与能力，老师也愿意学生找到好工作。

   或许从分数膨胀的那天起，“内卷”就成高校难以逃脱的命运。全世界的教育学者都注意到了美国的分数膨胀，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却少有高校能逃出这一宿命。古典教育的发源地被美国“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英国101所大学在2009年至2018年间，获得一等学位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其余紧跟着英美教育改革的西方国家，例如加拿大、荷兰也概莫能外。

   不仅在西方，这套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制度也让中国高校深陷其中。2015年，清华大学发布的《“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该校存在着“分数膨胀”的现象：1994年到2014年的20年间，85分以上的人数翻了3倍。

   有一个巨大的黑箱存在于校园中，学分绩点制是入口，奔赴高绩点是出口，而学生们在黑箱迷宫中兜兜转转，迫不得已又心甘情愿地寻找出口。

最早报道绩点问题的三联封面。

焦虑……

   这个黑箱里到底藏着什么？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但黑箱里弥漫着的浓雾却何其相似：深埋在人心底的焦虑。它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刺激学生投身绩点大战。

   在美国，为了保证毕业生在求职市场的优势，美国高校在鱼钩上挂了高绩点的诱饵，等着考生咬钩。市场逻辑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高校售卖，家长购买。普林斯顿大学曾经试图控制臃肿的绩点，却被学生集体抵制。没有人会嫌弃更高的绩点，他们相信更高的绩点等于更好的工作。

   找到好工作，也是中国家长和学子的心结。不同于美国的买卖，中国学生延续了高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精神，用高涨的绩点向未来的雇主证明自己。

   从过去的自由烂漫，到如今的内卷头秃，是什么改变了大学生的心态，让他们义无反顾地陷入“内卷”旋涡？这是最近两年媒体人最热衷的题材之一。一篇篇制作精良的故事纷至沓来，勾勒了一幅“阶层固化、机会减少”的批判现实主义画作。

   三联的《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最早描绘了高校大逃杀的图景，文中引用了北大专家学者的说法，指出绩点焦虑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封闭、代际流动停滞等“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这种报道焦虑的热情，很快蔓延到其他选题，一个个新战场被开辟出来——“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买基金的年轻人：生活留给我的选择并不多”，“与身高赛跑的家长们，决定给孩子打针”，“‘鸡娃’下沉到了县城”……

   机会真的减少了吗？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中国位列发展中国家的前几名，没有证据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已经固化。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数据，“‘十三五’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77％以上”。

   在知网上稍作功课，就能对现实世界有所了解，但媒体营造的虚拟世界，给人的感观似乎更为“真实”。报道在朋友圈传播，焦虑在人际间感染。所有人都分不清“内卷”与“努力”有何区别，焦虑的浓雾遮住了一切。

   三分现实，七分虚幻。

   焦虑弥漫的后果，是每一个人都想找到一步登天的工作，那么再多的就业岗位也不够。媒体渲染的“最难毕业季”，或许从来就没那么难，只是大多数人都看着哈哈镜里的世界，看着别人的世界，选择自己的人生。

   十几位豆瓣小组的“小镇做题家”善意提醒我，不要过度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网上哪有好事？报忧不报喜成了互联网内容的常态。“成功学”的急迫却容不得思考的余地，“穷文人”在评论区哭诉着自己的命运，然后心甘情愿地被敲上“未合格”的蓝色检疫章。

   在这个时代，媒体圈流行着这样的理念：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最广大的悲伤，不如一个最具体的悲伤。在这个时代，媒体人似乎对阶层固化的议题抱有超凡的热情。按照这样的新闻操作逻辑，媒体将若干个案塑造成典型。普通读者尽力在记忆中找寻与主人公相似的经历，最终发出感慨：“我们没出路。”他们沉浸在悲伤中，看不到哈哈镜外的真实世界。

   他们努力全部绩点，试图缓解焦虑。绩点给人带来货真价实的踏实感，学生前赴后继投入“内卷”。大多数人谈不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非是在时代洪流面前，死死抓住眼前一块求生的石头。

   比较，然后焦虑。这是一个无解的学分绩点制，情有可原又不可捉摸的焦虑，封死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