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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7日下午1点，SMG新闻综合频道资深主播林牧茵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本科15、16级新闻班学生带来了《数字传播研究》课程中的第三场系列讲座，主题是“理性精神与现代中国：我的朋友胡适之”。

林牧茵老师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华东师大哲学博士后。著有《移植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译著《幻影公众》等。 荧屏前的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面对四方镜头，为公众传递平衡公正的声音；站上八尺讲台，林老师选择借一双慧眼，观世事沉浮，论理性精神。

林老师曾在前两堂课里为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阅读体会，提倡终身学习、博览群书的好习惯，而在这堂课中，她愿借民国时期适之先生所主张的渐进改良的态度，传递理性自由的精神和包容并蓄的品格，告诉同学们做人的道理。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民国时期的流行语，清秀俊逸，温文儒雅的胡适似乎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加之他愿意帮助别人，尤其是年轻人，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当时众人总爱亲切道上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

课上，林老师为同学们铺开了一张有关胡适的历史长卷。二十世纪初，中国掀起了第一次留学潮，有近十万学子留学海外，胡适对中国文学改良的思考也萌发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他1910年考上了留学庚款，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但事实上，他却对哲学更感兴趣，在大师杜威、赫胥黎思想的浇灌下，胡适的思想意识向阳生长。

赫胥黎教会了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破除迷信去权威，杜威教会了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人应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观察与判断的能力。林老师提到，一切的科学发明都源于某种困惑，有了困惑和假设就要想法子去证明，于是就需要小心求证，给出证据，所谓无证不信，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

林老师认为，怀疑与求证的理性精神终成胡适先生一生追求，也是新文化运动诞生的一股催化剂，一场文化浪潮即将掀翻这片历史中的混沌。新文化运动倡导新的生活方式，从思想层面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多问“为什么”，重新审视和考察传统道德和思想，用科学、民主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创造新的文化，完成新旧世界的交替。

文学改革，胡适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向旧的文化发起挑战，呼吁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建议“不改变中国文言文，那雕琢，华丽的贵族文风，中国就无法启发民智，一切文化变革都无从谈起”。但胡适同时强调，自己所谈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也只是一种刍议。另外，不管是革命也好改良也罢，告诉人们具体该怎么做才是关键，于是他建议了四句简单的大白话：“首先有话说才说话、其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另外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最终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却很难做到。

在林老师看来，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胡适与蔡元培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北大在蔡元培后担任校长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思想涌动，新旧杂陈。林老师在这里讲了一个有关傅斯年与胡适的小故事，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傅斯年一开始不服气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仅仅年长自己几岁的胡适老师，却在听了胡适的课后果断黑转粉，对同伴们说胡老师这条路是对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胡适思想的感染力。

胡适曾经引用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舍我其谁的豪气一览无余。在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中，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白话文获得了胜利。

在两个理性原则后，林老师又建议了个性解放的重要性。在当时的中国，个性解放其实是很忌讳的东西，中国文化讲究共性而不是个性，也正是这样的理念导致那些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盲目遵循不正确的意志。《新青年》里曾介绍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思想“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指引了很多年轻人正确的发展方向。

关于个性解放，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意志自由”，第二“对个人言论行为充分地负责任”，健全的个人主义主张以人为本，关注个体人格的发展。林老师在此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个性解放和理性，如何更好的做到这一点呢？”。胡适给出的答案是要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它的不完美。

林老师还为我们讲述了一幅油画所描绘的场景，黄侃作为传统文化的拥护者，推崇文言文，论据是“妻丧速归”比白话文“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更简洁明了。但胡适却用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反驳，拒绝别人时与其说“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不如直接干脆的说道“干不了，谢谢”。

黄侃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当时凡是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态度的学者都被称为保守派。林老师认为保守派深层次来讲其实是防守，并非冥顽不化的老古板。她列举了几个代表人物，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界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等等，保守派只是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传统，在新的事物面前镇定自若，这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精神。

（同学们认真听课）

对于改革，胡适主张渐进的态度而非激进地进行社会变革。1919年，巴黎和会开成一个分赃大会，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被迫转让山东的权益。青年学生非常激愤，爆发了学生游行活动，蔡元培辞职。胡适表示“同情之理解”，但不赞成这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胡适认为简单的排外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要结束中国受压的历史，根本的办法是改革和建设。

相较于帝国主义的威胁，耐心地启发民智，解决中国本身的一个个问题更加重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运动的任务是启蒙，后面却“变味”成了救人。另外，相比于政治建设，学生在文化建设中有更大的作用。

林老师还谈及“宽容与容忍”话题。胡适认为宽容是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且自己年纪越大，越觉得“宽容”比“自由”还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反对文言文的态度中就蕴含了鲜明的宽容品格“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中讨论问题的理性态度，心平气和摆道理，对论敌的尊重和包容，都是值得同学们学习的。

林老师还反思了当代一些“零容忍”的提法，“不容忍会导致悲剧，甚至完全没有自由可言”，作为新兴力量的学生群体，我们需要避免产生这样极端的零容忍的思想、行为方式。

在阅读历史，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有一段文字林牧茵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上最可贵的两种人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每天都在为目标的实现不停地努力，他们有路线，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目标靠近。相反，世界上最有害的两种人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唯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张口闭口谈理想，可之后呢？给不出任何实际的解决措施。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问题上，胡适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只是浪漫的设想，美妙的词汇，自以为包治百病的解决办法，应该少说多做。胡适的这一思想刺激当时的一些青年关注当时中国的种种问题，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胡适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这是清代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诗中的句子，胡适深信，那个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自此，林牧茵老师在这一堂课有限的时间内，为同学们完整道出了胡适之先生的思想精华。

在讲座结束后，龚蕾同学建议了四点自己的思考与老师进行探讨，包括“讲解历史人物时会加入主观的判断、学生无法脱离社会谈学术、胡适本人相较理想主义是更加现实主义的，夹在新学和旧学之间矛盾的他非常强调对现实秩序的维护”。

林老师首先对龚蕾同学这样积极思考、大胆提问、严谨治学的行为表示了肯定，随后便向同学们解释道为什么今天要讲“胡适”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正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缺少理性平和，尤其在新媒体的环境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鱼龙混杂的信息，林老师决定让胡适来发发言，让同学们听听胡适的观点，学习他用怀疑、理性这些心态去面对问题的方式。另外，新闻记者在报道事件时更需要秉持理性平和的态度，但就像回顾历史时要做到完全客观是非常困难的，记者在将新闻呈现给大众时，难免会夹杂一些主观，基于此，培养记者辨别真伪的思维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最终，谈及“学生无法脱离社会谈学术”的问题时，林老师的态度是“当学生最主要的责任和使命是学习，在拥有充分、系统的理论框架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公民”。

随后，李嘉露同学建议了“容忍是否也应该是有一定的边界”的问题，林老师回答说，这不能一概而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于社会违法犯罪的事情，必须由法律严格管控。总体来说，多一点容忍，一定会比零容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

讲座的最终，林老师表示自己很高兴来到华师大新闻系做这三堂课的交流，把这些年自己的一些学习和思考与众人分享，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获得了启发与感悟，并预祝同学们期末考试顺利。“理性精神与现代中国：我的朋友胡适之”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文字&拍摄：连雪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