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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搜索框里输入“林哲元”三个字，前几条都是充满学生口吻的微博动态。“今日份开心：林哲元小可爱这学期要多给我们上一节课。”；“我的台湾老师林哲元讲的马克思主义要萌化我啦，他是个不被环境所动摇的人。”

与同学走在路上闲聊时，偶然捕捉到有人用“少年感”评价他，眼前一亮。46岁，的确不再是该被称为“少年”的年纪，但有些人却能保持住少年的清爽感与可能性。与年龄无关，能用这个词形容的人实在不多，因此尤为珍贵。

真实的感受并不能和这些形容词完全重叠，学生们对挖掘这位老师的潜藏本质饶有兴趣。有些人就是这样，需要反复琢磨他给你的总体感受和细节流露，然后你才会想到，原来有这些词是可以用来形容他的。

“你希望在这篇采访中，有个怎样的形象呢？或者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没有人不在乎他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一个人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渴望能最真实地展现他期盼接近的样子。而林老师却不是。

“有什么特别想说啊？随便啦，那多介绍一下这个吧，亚马所。”说着又开始往外拿亚马所的宣传册。这个回答一点不令人意外。

亚马所的全称是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2018年7月，亚马所这个非实体研究机构成立，挂靠单位为十大网赌网址，吕新雨为所长，林哲元为常务副所长。

“我和吕院长是在学术会议的时候认识的，当时蓝博洲邀请吕老师去台湾开会，正好我也有加入。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接到吕老师电话，她说：‘哎，哲元，你可不可以来这边？’，我本以为是叫我过去开会或是其他学术活动，我就说‘啊，好啊’，她说‘不是，我是说，你调过来这里’。后来这件事就慢慢地落实下来了，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南京连着读博和工作，差不多待了快十年的台湾人，因为一个电话就把整个家搬来了上海。没有轻易的改变和离别。

“是因为要成立这个所啦。”抛开上海本身的城市特质和众生群像不看，似乎来这座城市想要扎根的人，其持有的理由都不会太平淡，语气中总是充满残存的气概，以及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朦胧信任。而因为一个研究所便剥离了另一城市的另一身份，是个直观上没有刺激感的答案。

去年决定成立的亚马所似乎只是华东师范大学诸多研究所中平常的一个，关于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传播交流状况的研究也有前例。但林哲元口中的亚马所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东西，它是既有历史又有现在的，对于接触了将近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他来说，亚马所仍是个新鲜事物，是一个处于刚起步阶段的，像是孩子。

“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亚洲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的台湾问题既是中国内战，也是世界冷战结构遗留的问题。我们希望能从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脉络，思考民族统一与东亚和平的问题。亚马所如果能促成更多人关注这个领域，形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我觉得就蛮好了。”没有虚宏的目的意图，看似的轻描谈写却包含了对待新生命般的呵护。

一个台湾人的研究围绕着“红色”确有错位感，就像他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操着台湾腔投影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课件时，给人的感觉一样。丝丝神秘催生了学生对林老师的无限想象。其实他与“红色”接触的缘由听起来意外自然。

“念高中大学时，大约90年代，台湾社会正好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那个时候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学生时兴组读书会。虽然当时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已经没有坐牢的危险，但还是有点偷偷摸摸像犯了禁忌。在大学附近的书店可以买到简体字的书，一群人一起读，你讲一段，他讲一段。后来渐渐就自认为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了。”现实层面的问题是催生读书的一股纯粹又迫切的原动力，它像一剂催化剂，催生了少年与家国情怀之间的反应。而对于世界和未来尚处于懵懂状态的少年们，将这催化剂看作是前进路上最实在且深刻的盾力。

迭代的精神传递意义，总是后辈们最引以为警、引以为任的事。他们目睹着前人的经历，去幻想一种终究会属于自我的洒脱和荣光。那个时候的林哲元也是，聊起台湾红色力量的历史，他首先说的就是前辈们的故事。

“台湾的左翼运动有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期是1920年代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期是台湾光复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前，第三期是1970年代以后，在岛内逐渐形成的主张社会主义与两岸统一的统‘左派’。”林哲元接着说，“或许是时代的幸运，我青年时期有机会认识第二周期的老前辈和第三周期的保钓运动、《夏潮》、《人间》杂志等团体的组织者。在这个圈子待久了，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了。”

没有人能一直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着。

“虽然近几十年，红色力量未能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力量，但他们建议的见解、运动成败的内外在原因等，很值得成为研究的对象。”作为在大陆的台湾学者，林哲元没有抛弃原生文化环境，而是将其看作研究的方向，也是起点。如若本性就是终点和目的，便是守住本真的最好诠释。

在台湾服完两年兵役的林哲元对于未来的一切还都是未知，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左派，那就要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选择来大陆读研，成了北大哲学系1999级马哲专业的一名学生。他用自身的经历安慰着如今同样处于迷茫期的学生们。
“老师，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什么，这是正常情况吗？”

“我快30岁时都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哈哈哈，那我想，就继续念书寻找好了。”

硕士毕业后，林哲元也有几年远离学术的时光。他去到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先生的人间出版社做编辑。人间出版社是陈映真先生在《人间》杂志社1989年停刊后开办的出版社，出版内容围绕台湾历史、社会科学、批判“文化台独”等。出版社很小，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参与，这样做下来收获更多，这段经历也令他倍加珍视。

“其实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认识陈映真先生了，也认识了很多在台湾属于红色力量的人。”

台湾驻校记者蔡明德的摄影课，曾经放过一张林老师少年时期拍过的照片。蔡老师在讲述这张照片时嗔笑：“他当时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初中生，就敢跟那些大人一起加入报导摄影夏令营，照片被印在了杂志上。”

更早之前，林哲元还加入过台湾的一个纪录片拍摄小团体。当时他才上高中，跟着大人一起，拍摄了一批台湾最早的独立纪录片。当时没有网络和新媒体，台湾只有三个被国民党控制的电视台，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反映，他们就拿着家用摄像机，去记录环境污染、劳工问题和各种街头示威抗议等。

这个组织尚小但能量集聚的小团体叫“绿色小组”。那时台湾社会出现许多示威游行，绿色小组是唯一将其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还通过非正式渠道发行了录像带。

“绿色小组纪录了台湾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社会转型的各种运动，留下了3000多小时的珍贵影像记录，被认为是台湾解严前后最重要的非主流媒体。如果想认识那个时期的台湾社会或台湾纪录片，绿色小组是绕不过去的。现在很多当时的作品也被放在了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里。”

摄影摄像的经历让一个普通的文科男，带上了点现实主义的文艺色彩。与缓慢细微处观察生活相背离的，林哲元骨子里有一股持续生风的东西。

谈起他对台湾的评价，没有更多的肯定和偏爱，是一种担心和期许。“大陆处于变化上升的阶段，强调一种上进的精神，但台湾发展已经停滞或者说倒退了，所以说要追求‘小确幸’，因为心理感受不确定，内心很不安，所以才号称追求的是小的、确定的幸福。”

台湾的文明细微到每个个体身上，同时又会带给你一种整体文明的观感和印象，社会的先进程度在某些衡量标准下需要依靠一种文明的感受来判定。而林哲元更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承载着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他这样形容自己对如今台湾的感受：“下班时的地铁站，好像每个人脸上写满的都是疲惫，对未来没有希望，像是打败仗的士兵要撤退。众人彼此之间交流很少，客气中带着疏离。”

时代的原因，让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会比较关心自己，或者说跟所受的教育有关，缺乏政治意识，但社会意识强烈，因为那些社会问题是具像存在的。

远离是一种出逃，同样也造就了一种角度的对等。林哲元将这份思考划归为一种更为平淡悠长的方式，于是“读书救国”这个跨年代的初衷被他搬进对后继人生的目标中。“直接的社会活动可以改变社会，但在理论和思想上更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发挥更长远的社会作用，能给后人一个桥梁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这种国家感有种被潜藏在内心的感觉，我甚至从他脸上岁月的斑点痕迹中，找不到一种激情，更多的已经是平淡与稳重了，他蕴含着一种对家国更大的期望，但这份期望又是实在的，具体而微的。

在亚马会举办前期，坐在林老师的办公室里一项项地厘清事宜，细节中，他从不是个豪气的人，悉心地盘算着每一笔支出，嘴里竟还念叨“这都是百姓的钱，不能乱花，舍不得。”这些话丝毫读解不出吝啬，反倒一股暖意涌上。所谓适世的学者，是在拥有“士”的精神的同时，还贴近柴米油盐的咸甜。

“我也算是大陆培养的研究生，有机会读了硕士博士，总要把人民培养的读书人的作用发挥出来。继续深入研究，或者让学术对现实有一点帮助，对人民有益，税收是百姓缴的，要把学术研究回馈给他们。”

年轻一代过于关注自我，年老一代停留在旧的思想圈层中不肯出来，中年一代的承上启下是会产生四不像的隔膜。将原始的真诚融入时代的变动方能称得上是一种感动。

“有人听我的课，对于我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教书育人，真的是良心事业，老师多花一点时间备课，课就可以讲得更好，少一点时间备课，课也能讲完，但内容就差很多。同学来到这想要学一点东西，如果你随便讲，良心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安吧，所以尽所能多讲一些，多跟众人交流。”

在亚马所成立仪式的前一天，林哲元的课上，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明天有更好的讲座你们就去听吧，不要来我的课了，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讲出什么来。”第二天，课件依然标上了最新的日期，尽管课件中有个别笔误，却能感受到他独特的一份坚持和用心。前一晚，他为亚马所做了最终的准备工作，同时备第二天的课，彻夜未眠。

由于原本的专业和教学内容都围绕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因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相对熟悉，但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传播学还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未因此放弃“从头开始”或是使教学内容有所偏转。一种最难得和珍贵的方式就是，在自我学习中告知，将引导转化为一种分享。他对生活从来都很坦诚，也是对真实的尊重。正如学生们眼中的他——在听讲座的场合，总是随意地和同学们挤在一起，像老师又像学生。既当老师，又做学生。

台湾特殊时代多蒙上了一分自由，这种自由从他不经意流露的宽松气质中缓慢体现。像是他对学生的态度，像是他对自己孩子的期许。“希望她们有一种弹性，可以去面对各种状况。不管是好一点的工作还是坏一点的工作，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可以去面对遇到的挫折，拥有受挫就可以再站起来的能力。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活得比较幸福。”

社会层面的大意识和生活细微的小温柔是这个中年男人充盈的所有内心世界。将这些片段拼凑不算容易，极尽刻画一个形象更是太难，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凭真心，留一抹空白和干净，去认识一个，或是可爱，或是踏实，或是认真，或是饱有赤诚，或是沉静思考的，褪不去台湾腔的人。